法院之前的案例法已经确立了根据国会设定的机构职能性质来确定总统对该机构官员免职权限的法律原则。
[38][日]千叶真、小林正弥编：《日本宪法与公共哲学》，白巴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I），31 （4）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7）． [23]The‘Militant Democracy Principle in Modern Democracies 109（Markus Thiel ed.，Ashgate Publishing 2009） . [24]同注18引书，第44页以下。
[17]即麦克阿瑟三原则，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过于原则化，不易把握。[12]其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涵义为：自由、平等以及在排除任何形式的专制或者恣意支配，而在国民多数意志自我决定的基础上的以法治国家原则为前提的统治秩序。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46]这些权利中，我国宪法规定为基本权利的有平等权、[47]思想和良心自由。
[32]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30]与之不同，我国立宪时的关注更倾向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构建、政党制度的确立和文化制度的复苏等宏大问题。笔者注意到，经过类型化和价值填充之后，其功效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提供初步的指引。
对基本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被一些学者称为克减。【注释】 胡彦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这三个子原则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了比例原则。……报纸刊载虚假或者失实报道，损害公共利益的，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以责令该报纸出版单位更正。
显而易见，权利/利益P1的分量小于权利/利益P2的分量。确切地说，这种例外情况是可以预见的，是可按前提和内容加以预测和控制的。
再回到我国《宪法》，财产权的规定出现在我国《宪法》总纲中的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均衡性原则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思考我们欲实现的目的是否值得追求，该目的是否有助于社会利益的存续。类型化思考是对事物外延的描述而不是对其内涵的定义，这种思考方式首先从具体事物中区分出一般的特征、关系及比例等要素，然后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分类产生形象化的类型，从而在特定领域实现法律规定的具体化……对具体事物的诸要素予以相互关联地‘整体把握，通过无法严格区分界限、甚至可能相互重叠的分类，从而形象地把握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按照这种逻辑，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内似乎无法就行政机关对表达自由的各种限制提起行政诉讼。
换言之，拟决定采用的方法是已经没有对公民权利侵犯程度更小且又能实现目的的方法来代替的方法。实质主义是欲通过界定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的实体内涵，来明确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内容，最终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当干涉排除在外。但在宪法价值上，究竟是公民的人格权更为重要，还是广播电台的报道自由更为重要呢？德国联邦法院强调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景加以辩证地分析。所谓类型化，就是通过类型化的思考进行价值填充。
笔者在上文中已经通过类型化、价值填充对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进行了内涵和外延上的阐释，又利用比例原则在表达自由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间进行了权衡。我国《宪法》序言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门中敬：《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国家网信办的目的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维护网络秩序，关闭这不是历史等公众账号，显然有助于实现该目的。
同样地，《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也禁止出版物载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对此论证方法加以实际采用，并认为其可以在论证对其他基本权利作出的限制是否合法合理时推广使用。第二，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在重大犯罪案件的即时报道中，广播电台的报道自由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三是关闭公众帐号的损失太大，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和其他利益，无法保障宪法上规定的表达自由。[21]按照该释义，行政机关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否可诉需要根据单行法律或者法规另外规定，而笔者于上文中提及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都没有规定有关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再回到我国《宪法》，财产权的规定出现在我国《宪法》总纲中的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前者不仅是后者审查和评判的对象，也是它对法律作出合理价值填充的基础，但后者也可以推翻前者的决定和理由，迫使前者在今后的执法活动中遵循复审机关对有关法律概念内涵的理解。
[28]阿列克西将这种受侵害的程度区分为轻（数值为1。[13]形式主义则避开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内容界定，企图通过构造一系列立法程序和沟通渠道，在具体个案中通过商谈等方式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的具体边界和适用范围。
而我国《宪法》对表达自由的限制过于笼统和模糊，可以运用类型化和价值填充的方法进一步确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限制公民表达自由的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显而易见，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不能过于泛化和漫无边际，应该满足社会成员的可预见性和可期待性，因此厘清公民表达自由法律限制的边界就成为研究者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采用比例原则的目的是寻求表达自由与其法律限制的边界，希望以最小损失来达到目的，从而实现效益的最佳化。其中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规定属于兜底条款，北大法宝有关于该法条有如下释义：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还包括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选举等政治权利，当时这些权利还没有专门立法，如果将这些权利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审理没有相应的依据，会给案件审理带来困难。其一，具体个案中某权利/利益的重要程度。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使命，如此便能以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制而获得执政的正当性。表达自由在本质上是保护人精神内部的思想独立性，但如果表达自由保护的仅仅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没有必要运用法律保护了：因为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思想无需保护更无法保护。
倪斐：《公共利益的法律类型化研究》，《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因为无论是实质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很难在公民的表达自由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之间取得确定的论证结果。
个案的论证既包含行政机关在限制公民表达自由时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并结合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对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作出是否超越法律界限的具体解释和判定，也包含有权机关对行政机关限制公民表达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复议或审查的程序，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复审机关对表达自由边界何在的观点、论述和结论。[17]既要避免陷入语言或概念上的形而上之争，又要避免陷入程序的形式主义泥淖，那么运用法律方法论证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对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路径。
[19]笔者拟以《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为例加以说明。从我国《宪法》上的条文排序和权利重要程度来看，出现在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的财产权和第三十七条的人身权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处于这两个条文中间的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所保护的表达自由没有理由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因为，言论自由也是我国《宪法》所确认和保护的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16] 人们在分析事物的时候常常遇到概念的困扰，因此培根讽刺道：我们常见学者们崇高而正式的辩论往往以争辩文字和名称而告结束。这一批公众号被关闭，其运营者就不能再发布类似言论，一些类似的歪曲党史国史的文章便不能再通过网络传播和转载，确实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维护网络秩序。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如果没有表达自由，人的精神将受到压制，就会失去全部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尊严。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其三，经验前提的可靠性，即放弃某一权利/利益而使另外一权利/利益实现的可靠程度。
二、我国《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一般限制 再回到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对基本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被一些学者称为克减。